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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相关学者及一些民间人士组建团队，搜集散落在美国多地以及在广东台山出现的相关史料。我们首先在丁龙雇主卡朋蒂埃捐赠给岭南大学的通信档案中，发现与丁龙一起为卡朋蒂埃工作的一名中国厨师马吉姆(Mah Jim)是广东台山籍人士，从晚清时期中国人往往是同乡同族一起出洋来看，我们推断丁龙很可能是广东台山籍华侨。而在广东台山白沙镇所发现晚清华侨马万昌的资料显示，马万昌的字“进隆”，台山话发音与“Dean Lung”极为相近亚新体育，马万昌后人至今保存着1907年卡朋蒂埃致马万昌的信件，信中对马万昌的称呼皆为“亲爱的Dean Lung”。但马万昌是否就是丁龙，目前论证程序还未完全落定。

武洹宇：1874年，丁龙初到美国，后跟随卡朋蒂埃，成为其家庭雇员。丁龙捐款后，卡朋蒂埃提议哥伦比亚大学每年从“丁龙汉学基金”的经济收益中划拨250至300元保障丁龙生活，进一步证实这1.2万元确系丁龙个人财产。参考同时期修筑太平洋铁路华工的平均年薪和基础生活成本，丁龙所捐出的1.2万元相当于他当时在美国40年左右的生活开支。

卡朋蒂埃是当时典型的美国“新富”。他是奥克兰市的缔造者之一，涉足码头、电话公司、邮递公司以及中央太平洋铁路等多种业务。退休后，他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公益慈善事业，促进家乡社区发展亚新体育，推动高等教育，曾为帮助犹太人争取校董资格与哥大争执，也力主哥大法学院招收女生……卡朋蒂埃如此热衷慈善并非偶然，他所生活的时代正处于美国新富试图通过各种慈善创新，推动社会变革的活跃时期。

19世纪的美国存在两种中国观：一种将中国视为野蛮、贫穷与专制的危险之所；另一种则将中国视为文明、富饶与道德的东方圣地，而卡朋蒂埃的中国观属于后者。19世纪前30年，中美贸易持续发展，美国民众热衷消费瓷器等中国商品，甚至模仿中国风格修筑园林，对精致、诗意、富庶的东方国度的崇尚，成为当时美国家庭对异域风物的向往和想象，也激发了美国知识阶层对中国的浓厚兴趣。

1905年12月的《哥伦比亚大学季刊》中刊登了一封来自卡朋蒂埃的信，信中评价丁龙正直、温和、恪尽职守，生来就是“孔夫子”的信徒，也自小接受儒教的教育，有着以“孔夫子”和“儒教”符号为中心的想象色彩。此外，我们发现卡朋蒂埃身边还有很多重要人物，都因与华人有过直接或间接的接触而被华侨华人的品性所打动。例如，卡朋蒂埃的商业伙伴、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高管查尔斯·克罗克，他声称铁路的修建之所以能提前完工，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华工所表现出的忠诚与勤劳……可见他身处一个共享着积极中国观的朋友圈。加之当时开启中国与东亚研究的设想已经在一些美国大学萌动，最终以“丁龙”之名设立汉学研究的构想在哥大应运而生。

武洹宇：首先应申明一点，丁龙的故事一开始是基于没有多少史料留存的叙事，后来进一步演化为关于丁龙的传奇故事。传奇故事的建构多少带有重塑的成分，可分为三个时期，几乎都发生在美国的“中国热”与中国知识分子建构自身文化认同的风潮交汇互动之际，是海外中国观与近现代中国文化主体性叙事交互建构、互相对话的一个动态过程。

第二次发生在二战时期，勤劳、朴实、坚毅的中国人民形象更新了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认知，成为战时叙述中国的一种主流象征。1943年《排华法案》废除，这一时期，哥大校友蒋梦麟将丁龙的故事讲述为爱国洗衣工临终前托付卡朋蒂埃，将积蓄用于有益于中国之事。这是丁龙第一次从被纪念的无声对象成为具有话语权的“捐赠首倡”与爱国故事的主角，并以朴素平实又极富主见的劳动者形象获得与日俱增的叙述空间。

中美学者虽深谙两国生活与文化的差异，却仍在丁龙叙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复刻了历史中想象中国的文化符号。这意味着不同学者所阐述的“中国”本身，也被跨文化交往中的既有历史结构所笼罩，是一个多时空不断对话的动态系统。具有民族情感的中国学者和知华友华的外国学者基于对中国的切身认识和情感倾向，择取其中积极的“中国”符号进行表达，或能引发西方文化乃至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极大善意和兴趣。